柑橘“降酸剂”再现“江湖”，假农药为何屡禁不止？

在四川成都李某某制售伪劣农药案中，假农药的“伪装术”颇具代表性。犯罪嫌疑人在农药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成分，将其包装成能提升果实糖酸比的“降酸剂”，通过网络渠道销往各地。截至案发，警方查获含有禁用成分的“三无”农药330公斤，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。

据悉，这类“降酸剂”瞄准果农追求果实品质的需求，以“降酸增甜、提升售价”为噱头，实则因含禁用成分，不仅会导致农产品重金属超标，还可能破坏土壤结构，造成果树不可逆损伤。

2022年10月，雁江区农业农村局接到群众投诉举报，一名柑橘收购商在柑橘挂果前免费提供灰色粉剂给丰裕镇4户果农使用，造成柑橘果树受损，部分枯萎死亡。雁江区农业农村局遂即开展执法检查和监督抽查，检出刘某使用粉剂为禁用含砷类农药。2023年4月，雁江区农业农村局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，以“4.6制售有毒有害柑橘案”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。

从两地案件可见，当前假农药已形成“精准定位需求—伪装包装—低价甚至免费销售”的成熟模式：针对不同作物种植需求，打造“增甜剂”“膨果剂”“抗冻剂”等功能噱头；通过社交软件、乡镇农资小店等渠道渗透，利用农民对农药知识的缺乏和对“低成本高收益”的期待，实现快速扩散。

假农药不仅毁了庄稼，更让受害农户陷入维权困境。

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果农黄俊友的遭遇，成为众多受害者的缩影。2021年，黄俊友与收购商朱才根签订《水果订购合同》，约定由朱才根提供农药、化肥。然而，使用对方提供的农药后，40亩砂糖橘出现口感变异、落叶落果现象。经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调查，认定果树异常由“农业投入品使用不当”导致，疑似重金属超标或增甜激素所致，但当黄俊友起诉索赔时，却屡屡碰壁。

第一道“门”是“举证难”。朱才根、罗景波否认提供的农药存在问题，辩称果树黄化是自身病害，而黄俊友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证明“涉案农药为对方所供”——农业农村部门保存的农药样本，因缺乏双方共同确认的记录，被告方不予认可。

第二道“门”是“鉴定难”。黄俊友申请对农药成分及与果树损害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，但法院委托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明确表示“不具备相关鉴定资质”，且市场上具备此类鉴定能力的机构少、费用高（单次鉴定费用通常超千元），农户难以承担；而资阳案中，虽由农业农村部门完成了农药成分鉴定，但果树枯萎与砷类农药的具体损害程度、后续恢复成本评估，仍需专业机构介入，普通农户无力启动相关程序。

第三道“门”是“因果认定难”。农业生产受气候、土壤、管理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即便农药存在问题，也难以排除其他因素干扰，最终法院以“证据不足”驳回了黄俊友的诉讼请求。这种困境在集体受害案件中同样存在，资阳4户果农虽均出现果树枯萎，但因每户种植管理方式略有差异，损害程度不同，若后续提起民事赔偿，仍需逐一证明“农药使用与损害的直接关联”，维权难度倍增。

每年春耕时节，农资流动摊贩常年活跃在两广地区。无论是从车牌还是口音表现，当地农户反映“每次都是那一批人”。

年年打，年年有；年年有，年年打！

记者也曾跟随者执法部门前去群众举报的生产窝点，但基本都是无功而返。第一次还未到现场，当地已经接到消息大门紧闭；第二次虽然查到群众反馈的假劣产品，但仓库里只有寥寥数袋，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无奈道：根本达不到处罚标准。

假农资为何能跨越行政监管、司法追责的重重防线，持续危害农业生产？从各大公开案件中农户维权情况来看，多重因素交织导致治理难题。

首先是“生产流通隐蔽化”带来的监管挑战。当前假农药生产窝点多设在城乡结合部、废弃厂房，设备简易、成本低廉，且多采用“小批量、多批次”的生产模式，难以被及时发现；流通环节更通过网络平台“线上接单+物流发货”，以“日用品”“化工原料”等名义规避检查，如成都案中李某某通过社交软件销售，物流信息未标注“农药”，监管部门难以追踪流向。

其次是“违法成本低、收益高”的利益驱动。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，生产、销售伪劣农药罪需达到“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”才构成犯罪，而假农药生产成本极低——以“降酸剂”为例，每公斤成本不足10元，售价却达几十甚至上百元。即便被查处，部分违法者也仅面临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。

再者是“基层监管力量薄弱”与“农户识别能力不足”的双重短板。县级以下农业农村部门执法人员数量有限，且多需兼顾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动植物防疫等多项工作，难以实现对农药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；而多数农户缺乏农药专业知识，仅通过“效果快”“价格低”判断农药好坏，对“禁用成分”“生产资质”等关键信息不了解，给假农药留下了生存空间。

要遏制假农药乱象，尤其防止“降酸剂”这类产品卷土重来，需跳出“个案打击”的局限，构建“源头严控、过程严管、后果严惩”的全链条治理体系。

资阳市雁江区的“行政司法衔接”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。在查处“4.6制售有毒有害柑橘案”时，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完成农药成分检测、固定农户证言等证据，公安机关同步介入，通过侦查锁定收购商背后的莫某某等人团伙，避免了涉案人员销毁证据、逃避追责。

这种“农警联动、快速响应”机制应向全国推广，建立农业农村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“线索共享、联合处置"平台，对“免费提供农药”“收购商指定用药”等异常行为重点监测，实现从“事后查处”向“事前预警”转变。

针对“鉴定难”导致的维权困境，需完善“技术支撑体系”。一方面，由政府统筹，在省、市两级建立农药成分检测与损害因果鉴定中心，降低农户鉴定成本；另一方面，农业农村部门可组建专家团队，对疑似假农药导致的作物损害进行现场评估，为司法认定提供技术参考。同时，可探索“举证责任倒置”，在农药侵权案件中，由农药提供者举证证明产品合格及与损害无因果关系，减轻农户举证压力。

此外，还需通过“普法宣传+行业规范”提升防范能力。农业农村部门应定期开展“农资打假宣传周”活动，通过田间课堂、短视频等形式，教农户辨别假农药；对农资经营者实行“信用分级管理”，将销售假农药的行为纳入信用黑名单，限制其经营资格；鼓励正规农药企业建立“溯源体系”，通过扫码可查询产品生产、流通信息，让假农药无处遁形。

粮食安全是“国之大者”，而农药安全是粮食安全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从四川的“降酸剂”到多地的流动摊贩，每一起案件都在警示我们：假农药治理不能仅停留在“打击”层面，更需从生产、流通、使用、维权等各环节发力，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，让农户用上“放心农资”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守护好农民的“钱袋子”，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。